“令民与上同意也,故可以与之死,可以与之生”是出自《孙子兵法》中的一句话,意思是只要让百姓和帝王保持同样的意志,这样大家便能同生共死,而不惧怕危险。此言也是突出了展开教育的必要性,对君王和百姓来说都非常重要。当然这句话放到现代同样适用,而且在我们日常交际中也是可以用到的,如果扩散一下思维的话,《孙子兵法》中的这个理念或许能帮你提升人缘,那究竟要如何做呢?

“令民与上同意也,故可以与之死,可以与之生”表明了什么道理

一视同仁的重要性

《孙子兵法》是一本纯正兵书,揭示了军事管理方方面面的思想,其对军事文化道德教育的揭示对现代管理者如何做好自己,管理好企业和团队,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而这就是孙子所说的“道”,可以理解为管理者人格魅力的塑造,但这是用国外管理学说来解释的,对于“道”的理解,应该是因而而异,对于不同文化和团体也都是不同的。一个“道”字,蕴含着太多理念和方法,正是孙子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生命体,是立道、立德、立天、立地、立军、立国的思想的本质。需要细细的参悟,学者追本溯源,在中华文明追寻“道”的本源。

“令民与上同意也,故可以与之死,可以与之生”表明了什么道理

隋朝末年,李渊在太原起兵,短短十余天就招募了一万多名将士。这些将士大多是民间百姓,但李渊从来不分贵贱,把这些将士一律称为义士。这使得起义军全体上下团结一致,打了许多胜仗。

但当时参军的大多是穷苦农民,他们冲锋陷阵、舍生忘死,如果不在评功时一视同仁,势必会对军心造成重大的打击。

于是,李渊说:“两军交战的时候,刀枪弓矢没有贫富贵贱之分,在论功行赏的时候,也应该一视同仁。”这句话,赢得了众多将士的拥护。

李渊此举,大大激发了军队的积极性,他们在交战时不顾个人安危,为李渊开创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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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孙子兵法》中的智慧

《孙子兵法》第一篇的第一部分,就概括“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”的整体关系,把“道”列为决定和判断胜败的五大因素之首:“一曰道,二日天,三日得,四日将,五日法。”“道者,令民与上同意也,故可以与之死,可以与之生,而不畏危。”这是讲的上下同心同德之道,最为根本的核心思想,这是现在所有管理者希望做到而做不到,也是管理学最难解决的命题。而对管理者则提出“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”,这是讲的选才用人之道,也是管理者自我修习的主要方面。在《孙子兵法》看来:有道才会有将、有德才会有仁、有仁才会有义。“道”在军事上起着核心引领作用。

《尚书尧典》中出现了中国最早记录“俊德”思想的厚德理论:“曰若稽古,帝尧曰放勋,钦明文思安安,允恭克让,光被四表,格于上下。克明俊德,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,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。黎民于变时雍。”大意是:查考往事,帝尧名叫放勋,他治理天下政务勤劳开明,谋虑明达,诚信恭谨职守,推贤尚善,他的光辉普照四方,明于天地。他善于弘扬社会美德,使自己的氏族亲善;当自己的氏族亲善以后,又辨明部落联盟百官的优劣;百官的优劣辨明了,部落联盟的全体成员才能变得和睦相处。也就是说,在最早的中华文明,就强调领导人的内在“道”。

“令民与上同意也,故可以与之死,可以与之生”表明了什么道理

在《孙子兵法》中,孙子把伊尹和姜太公视为商周时期的道德楷模。《用间篇》》中说:“昔殷之兴也,伊挚在夏;周之兴也,吕牙在殷。故惟明君贤将,能以上智为间者,必成大功。此兵之要,三军之所恃而动也”。解释为:夏末商初的伊尹五次投奔夏桀,却没有得到赏识,最终与商汤结合。吕尚三次投奔殷纣王,却没有得到赏识,最后与文王结合。姜尚三次辅殷,又三次辅周。姜太公在兴周、灭商的社会大变革中,从归周、辅周、兴周、建齐的人生实践中,确定了姜太公道德思想的社会基础。《六韬文韬》姜尚最早就提出了“德之所在,天下归之”的道德思想。最早建立了军事道德思想体系。姜太公说:有恩德的国家,天下人才会归附。

《管子论政》说:齐君之所慎者四:“一曰大德不至仁,不可以授国柄。二曰见贤不能让,不可与尊位。三曰罚避亲贵,不可使主兵。四曰不好本事,不务地利,而轻赋敛,不可与都邑。此四务者,安危之本也。”大意是:一是对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,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;二是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,不可以授予尊高爵位;三是对于掌握刑罚而躲避亲贵的人,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;四是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,不注重地利,而轻易课取赋税的人,不可以让他做都邑的官。正式有管仲的见识和管理,齐国所建立的齐国道德军事体制,才使齐国在春秋时期成成为“春秋五霸”之首。